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发展道路

作者:宗教    发布时间:2020-01-01 00:04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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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要用世界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在内涵发展与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

内容摘要:

作者=王子琛

中国发展道路

关键词:

来源=2019年1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要用世界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在内涵发展与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

作者简介:

在萨义德批评西方学界使用“东方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东方,从而使得东方的研究被嵌入西方文明和语境之下,成为一个对立而异化的“它者”之后,对中国的研究仍然很难逃得出“东方主义”的圈套。无论是欧美的学者,还是中国本土的学者,都难免落入东方主义的彀中。持有全球化史观的学者一心一意地将中国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被打开国门的过程视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全球化过程,视为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东方帝国逐渐接受了主流的世界文明。那些喜欢中国文化的学者们会强调中国在这一融入过程中的成功——如今的中国成为了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中国的经济在英国19世纪开创的自由贸易经济秩序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开始掀起怀疑全球化的运动时,中国仿佛成为了自由贸易国际秩序的中流砥柱,和最坚定的支持者。而持有批判性精神的西方学者,则祭出了根源在马克思而由沃勒斯坦真正奠基的“依附理论”,强调了一个等级化的世界贸易体系。在这个世界贸易体系中,曾经的中国作为被强迫打开国门的边缘力量,成为了被欧洲和美国剥削的对象,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粗暴和血腥的原始积累,并因此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和衰败。这两种视角似乎都在提供一种似乎是理想类型的画面:一种是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一潭死水,故步自封,被迫被打开了国门,随后一步步融入到了大势所趋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潮流之中,最终实现了文明和进步;另一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帝国,有着独立的文化传统,过着富裕的生活,却被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被强迫着受到了剥削,从而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么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干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就政府经济职能而言,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

  内容提要: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外部环境的因素十分重要。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世界性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尚不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建立,不能阻止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但已从外部大势上决定了帝国历史的此后性质。这一强大的外势终于决定了帝国的衰亡。大清帝国的命运也从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同轨走向分途。大清帝国灭亡了,中华民族却仍生机无限。

《现代世界体系》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关 键 词:大清帝国 康雍乾盛世 “华夷秩序” 产业革命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约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即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合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基本原因,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作者简介: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郭方等 /译

如果说以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为这个阶段的结束,那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则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从清末立宪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大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和十月革命示范下的这一百年的历史选择,才真正奠定了今天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和特征。

  大清帝国的龙旗落地,距今已近百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辉煌壮丽,它的黑暗腐朽,都已化作历史的云烟。按照我国的传统,早该给它修一部正史,以盖棺论定。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修史的条件,是否各方面均告成熟,至今仍难定音。好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许多条件的成熟也正是一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过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二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上随着世界变化而逐步发生变化的过程。

  清史的编纂,是一个盛举。共襄盛举的,清史学界自然责无旁贷,此外,还应有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界。不仅如此,作为21世纪的宏伟学术成果,它还应该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体现新世纪对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为此,本文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些浅见,将大清帝国放进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

2013年11月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而战后两次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在中国周边爆发以及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都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也是新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外部因素。

  一

即便是中国本土的学者,也没有办法跳脱这样一种视角的桎梏。民族主义的主流观点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根植于两个角度,一是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剥削,而是封建帝国统治的腐朽落后。于是,辩证法在这里体现了出来:西方列强的入侵出于资本主义扩展市场的目的,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深痛的灾难。但是客观上,这又将中国带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给中国的进步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结论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却依然陷入了一种特殊的东方主义式视角:世界市场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通过逐步的扩张一点一点的将整个世界纳入其中,而对于封闭、顽固、无法渗透的堡垒,则通过暴力手段打破其国门,最终完成世界市场的整合。在这里,中国和世界仍然被放入一个潜在的对立中:国门之内和国门之外大相径庭,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文明的对立,1840年以后的中国都是一个“融入世界”,并且利用“世界”来完善和强大自身的过程。正是根植于这样的传统,我们对全球化向来难有清晰的愿景。全盘接受所谓的“自由贸易国际秩序”,亦或者是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当做一个可以利用以强大自己的手段,在疑虑中被迫接受,又或是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对独一无二的传统和民族特质的挑战,从而处处提防。正因为我们将世界视为“它者”,因此难以参与对世界形态的塑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国际背景下,中国又一次作了带有根本性的历史选择,即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当人们谈论一部中华帝国史,总不忘汉唐明清。这当然有欠准确。因为秦,毕竟是中华帝国之肇始;而元,也是一个曾经拓疆万里、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庞然大物。让我们姑且从俗,就谈汉、唐、明、清吧。大清帝国,就与前面三大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

正因为此,奥斯特哈默的《中国与世界社会》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社会关系的机会。在全球化问题成为摆在当今中国面前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回顾历史往往能提供有益的视角。奥斯特哈默也确实没有令人失望,从占据了本书1/3厚度的参考文献就能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奥斯特哈默并没有陷入传统视角的桎梏,拒绝了全盘接受某一范式的叙述途径,来整合一套自洽却和现实充满抵牾的历史图景。奥斯特哈默在全书的一开篇就列举了三种看待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史观,亦即全球化史观、依附论史观和边缘论史观,并明确地表示了对采用单一史观的著史模式的摒弃。奥斯特哈默不是从一种整体的理念图景来整合历史材料,相反,他倾向于通过碎片化的历史过程本身来梳理中国从18世纪开始与世界的关系。理论可以被运用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可是贯穿全书的却不是任何一种理论,而是两条重要的线索:中国在政治上和世界社会整合在一起的过程,以及中国在经济上与世界市场产生互动的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汉唐明清四大帝国,都有一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都有一个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前三大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一种中心的、主角的地位,一种积极、主动影响甚至制约外部世界的核心地位。而大清帝国,从它立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在这种被动的宏观态势下,大清帝国虽然依历史的惯性,仍然力图发挥昔日的主角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积极、主动的作用,但在宏观的视角下看来,那也只不过是全面被动形势下的局部主动罢了。而且,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局部主动也在内外条件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丧失,直至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完全的受制状态。

笔者之所以不使用“融入”世界市场的说法,是因为这样的叙事恰恰是作者通过丰富的历史材料所希望避免的一个视角。在1840年之前,在中国的国门远远还没有被坚船利炮打开的时候,与世界市场乃至于世界社会之间的互动就早已存在。这种互动的影响显然是双向的:乾隆年代中国的茶叶产出可以影响欧洲重要的消费品价格,而东印度公司为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垫付货款的速度也能影响远在中国内地的茶农和棉布纺织者的经济情况。乾隆皇帝出于传统中原王朝对于亚洲内陆的重视,可能会对于海上的异族持有一种相当防备的态度,但是当对外的贸易能够带来大批大批的财政收益,当这些财税可以绕过有着重重祖宗之法和儒家传统伦理限制的户部而直接进入皇帝的内库时,皇帝本人无论保守还是开放,亲改革还是亲闭关都在利益驱使下做出了唯一可能的举动:接受和欧洲国家的贸易,虽然付出重重努力来让这种贸易是可以被监管——至少是使皇帝能够相信一切都在受到管制的“正轨”职中的。皇帝本人对于对外贸易的严格监管,和中国官僚体制下必不可少的腐败,使得作为垄断方的广州十三行和同样有着垄断地位的对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相比,反而有着更加糟糕的议价地位——他们需要英国商人垫付款项来应付来自皇帝的钦差层出不穷的盘剥。于是依靠着传统的商业逻辑,东印度公司所能提供的资金稍有波动,就可以震动中国国内的茶叶和棉布市场,甚至影响最末端小农的生计。这种和世界市场之间的互动完全不是一种“被迫整合”进入世界市场的观点,反而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其财政利益而采取的自利行为。中国商人所面临的弱势也不是对市场运作模式的不熟悉,又或者是缺乏和强势的西方商人进行议价的能力,相反,他们的弱势在于他们面对着不受限制的皇权可能对他们进行的盘剥。世界市场和中国的经济早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百年就密切的联系了起来,而这种联系的机制远远超过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这样传统叙事造成的影响。

  大清帝国的这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特点,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这就是说,作为比较完整和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类历史漫长发展的结果。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在我们这座星球的各个地区生息、繁衍的人类社会创立了国家和文明。然而,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古代人类所创建的国家与文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下,最初都是规模很小、彼此分散,甚至显得支离破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溯历史,探讨乃至努力勾勒一个世界的古代,但那追溯、探讨、勾勒的结果,只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世界的古代,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古代世界,那个被我们勾勒而成的“世界”,是分散的、零星的,甚至是支离的。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人们的主观认识,以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仅不过是他们赖以生产、生活的局部地区,至多不过是他们与之进行交换、贸易的边远地区而已。直到国家规模庞大,出现了疆土辽阔的帝国,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在古希腊、罗马人头脑里,世界指的就是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亦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地中海世界”。在“地中海世界”人们看来,当时这个世界之外,特别是埃及、红海以东以南地区,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埃塞俄比亚”。这个“埃塞俄比亚”,并非指今日东非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古国,其意为“晒黑的面庞”,指的是此外一切未知地带。同样地,在古代中国人头脑中,世界也是局限着的。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加上对中亚、西亚和南亚比较模糊的认知,大致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天下”了。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精神文明层面的极度丰富,中国人对世界的探求是无与伦比的。太史公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期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悬神洲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焉。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注:《史记》传七十四。)但这个头脑中的世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猜测性,虽有智慧的闪光,却距现实遥远。

《中国与世界社会》

  因此,在古代,直到中世纪时期,一部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还在准备与雏形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国家、民族创建了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总体文明程度领先的王国或帝国,在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会占据主动的地位。我国古代的汉、唐、明等几个大帝国,在对外交往与文明交汇中基本上都是居于一种高屋建瓴的态势。当时的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和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更高文明、更高社会形态上的强大国家或国家群,能够对中华帝国的兴衰与社会发展作出质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如果我们修撰汉、唐、明等王朝的历史,它们的外部环境或对外关系固然也不应忽视,但比起修撰清史来,其重要性就相差不知几许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所有王朝的外部环境加起来,也没有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来得重要。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清王朝(1644—1911年)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这个历史时代。正是从16世纪开始,世界走向一个巨大的质变,近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文明的制高点。资产阶级在组织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编织到一体,从而创造并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这个崭新的历史进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将大清帝国纳入了它的框架之中,从外部影响、制约直至通过其内部变化,规定了帝国的衰亡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在修撰清史时,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考量着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以何种方式、怎样的力度日渐深入地介入了帝国的发展,在帝国内部运动中起了何种催化、腐蚀、破坏与革新准备的作用。

强朝晖 /译

  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大清帝国的历史,是有阶段性可寻的。大体而言,似乎可以划分为早期,即初创期,大约从1644年到平定三藩之乱;全盛期,即康雍乾盛世;中后期,即问题期,大致在嘉道年间;晚期,即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1年。从更宽泛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注意一下世界近代史的阶段性。一般而论,世界近代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早期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然后是产业革命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再就是帝国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45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现当代时期,另当别论。这样,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阶段晚期到第三阶段前期。这一对照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清晰地指出:大清帝国的初创期和全盛期,大致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阶段,即原始积累时期,而大清帝国的问题期与晚期,则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二、三阶段,即产业革命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早期帝国主义时期。由此,大清帝国在与其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其兴衰轨迹不是更加生动,更加鲜明了么?!

2019年9月

  二

不仅是经济,在政治上,晚期帝国时代的中国也从来没有能够超然出世界政治的影响。俄罗斯和康熙皇帝能够就双方在远东的边界达成共识,和俄罗斯当时在世界的版图中首先关注南方的克里米亚汗国及其庇护者奥斯曼苏丹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康熙皇帝来说,和俄罗斯颇具策略性的谈判又是清朝三代统治者对中亚地区大战略的一个必要步骤。中俄的《尼布楚条约》不只是一个庞大的中原帝国在稍显弱势的挑战者面前维护了自己的传统疆域不被外来力量打破的故事,这更是一个两大帝国在欧亚大陆上做出战略部署的时刻。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的政治局势也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大英帝国在和俄国的博弈之中采取一种防御性的应激式态度。正如他们积极地介入中东事务,帮助奥斯曼帝国阻止了本·阿里北上控制黎凡特地区的企图一样,鸦片战争同样是一种大英帝国在面对可能的政治挑战时采取的回应性措施。这样,世界政治的局势已经和遥远的中华帝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不需要通过打开中国的国门,北京就已经潜在地嵌入了世界社会之中。

  1644年,当八旗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北京金銮殿上彷徨的时候,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葡萄牙人经好望角,占据了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我国的澳门等地,建立了它线型的东方海上帝国。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依托其拉丁美洲殖民地,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几乎将太平洋变成了西班牙内湖。

正因为此,奥斯特哈默没有真得将鸦片战争看作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这是列强迈出的标志性的一步——大清帝国远比想象得更加弱势,列强通过种种威慑性手段从大清帝国身上获得利益的成本也远比想象的低上许多。但是,鸦片战争却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然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密切了一大步。传统的叙事更注重鸦片战争的经济后果:口岸被开放了,中国不得不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玩家,并且开始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可单从鸦片战争本身来看,反倒是政治影响更大过了经济影响。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大清帝国和欧洲列强心照不宣的外交默契——大清帝国将欧洲国家的来访视为朝贡,但却不明确表达,以给欧洲国家的访问者台阶——破裂了。经济上深入渗透导致的联系一直有一层政治上的疏离作为掩盖,如今这个掩盖从此不再,而对大清帝国的政策也成为了最先行的一批欧美列强必须考虑的问题。大清帝国被投入了世界市场之中,然后和世界社会的联系不断加深。

  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早期殖民主义,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需求,因此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当时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马可波罗游记》的鼓舞下,到东方图谋香料、金银以及一切精美的产品和工艺品,同时,他们高举传布福音的旗帜,给自己充满功利主义的野心,蒙上一层正义和美好的包装。可惜,基督的福音换不来任何物质的果实,而殖民者又拿不出什么高档的产品或硬通货与东方进行交换。于是,出路只有一条:赤裸裸的暴力劫掠。从西方殖民者一踏上东方国家的海岸开始,赤裸裸的暴力劫掠就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们。他们带着火和剑来到东方,留下的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下的记录。在东非,瓦斯科?达?伽马首航印度返程中,炮轰了摩加迪沙城邦,达?伽马的后继者阿尔美达,于1505年血洗了曼巴萨城邦:“无论男女老少以至无辜幼儿,全都不免一死。……不仅是人遭殃,甚至天上的飞鸟也被射杀殆尽。”(注:J.S.Kirkman ed.,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1968,p.73.)在东北非,葡萄牙殖民者在埃塞俄比亚制造了长期的社会冲突与动乱,造成了8,000人丧生。在他们被年轻的“万王之王”法西利达斯驱逐之后,人民欢呼:“西方的豺狼再也不能奴役我们的埃塞俄比亚!”(注:R.Greenfield,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p.61.)在东南亚,1511年当攻占马六甲时,葡驻印总督阿布尔柯克竟下令对城中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并纵容部下在城内大肆劫掠。(注: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葡萄牙殖民者还是罪恶滔天的非洲黑人奴隶贩卖的始作俑者。(注:参见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7页。)至于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掠夺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亚洲的去魔化》

  早期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暴力劫掠,造成了亚非与拉丁美洲许多处在文明发展较低梯次的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破坏,甚至中断了这些国家、民族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扭曲与摧残。殖民主义的负面历史作用,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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